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和端午假期，全国再现“人从众”盛况。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1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国内出游总花费427.30亿元，同比增长5.9%。

这场消费热潮的背后，是“促消费”政策的持续发力：从各大文旅免门票到开放机关事业单位的停车场，从发放消费券到家电购车补贴，中国正试图以消费为引擎，驱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但这并非一条坦途。十年前，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马桶盖的尴尬仍历历在目；如今，如何让14亿人从“能消费”转向“敢消费”、“愿消费”，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命题。

为什么中国要坚定的从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转型？美国的今天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明天”？消费者社会又究竟是什么？

消费者社会

要理解消费者社会的本质，需从历史变革与产业逻辑的交织中寻找答案。

我们先说两件比较久远的事情。

在1968年的5月，当时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都市，像纽约、东京、巴黎和伦敦都爆发了大学生运动。大学生冲上街头，反对既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要求自由，这就是非常著名的1968年“红五月风暴”。

但这场风暴仅仅过了几个月就消停了，它并没有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响应，也没有引发一场全球的学生和社会运动。

为什么呢？后世有很多社会政治学家给出了各种解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在1968年前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国家的蓝领人口已经比白领人口少了。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主力社会阶层由工人阶级变成了都市中产阶级。

而那些跑到街头闹事的学生们，他们的父母大多数都是都市中产阶级，所以他们首先得不到父母的认同，当然也得不到社会其他阶层的认同。

1968年后，又过了30年，到1998年，英国有一个社会学家叫齐格蒙特·鲍曼，他当年是欧洲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工业革命后，全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由生产者社会转变成消费者社会。鲍曼认为，这是21世纪人类社会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在所谓的生产者社会中，一个人只要努力工作，他就能获得财富、成长和体面的生活；由此，一个国家的财富就可能被积累起来，就可能产生GDP、产生营收、产生增长。

而在一个消费者社会中，劳动变得冗余。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获得发展，并不取决于它能够制造多少东西，而在于它的国民能够消费多少东西。

在生产者社会中，规模、纪律性和集体主义是社会的主流主张，而在一个消费者社会中，个性化、与众不同和不断的新欲望的刺激成为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消费型社会并非否定生产，而是通过“需求倒逼供给”实现产业跃迁。

以日本马桶盖为例，尽管中国早在2015年就已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但国内智能马桶合格率仅60%，而日本产品却因品质精良引发国人的跨国抢购潮。

这种怪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与消费需求间的巨大鸿沟：当国内产品仍停留在“能用”阶段时，消费者已开始追求“好用”甚至“想要用”了。

说白了，这场转型的本质，是一场从“物”到“人”的价值重构。

在生产者社会，一台洗衣机的价值在于它的洗涤效率。但在消费者社会，它的价值可能在于静音设计、智能互联，或是契合“懒人经济”的场景创新。

美国的启示

而要理解消费者社会的全球图景，我们绕不开中美这两个“典型”样本。

在关税大战爆发后，我看到网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评论。

它说，今天这个世界真是活久见：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正在努力扩大内需，想成为一个消费者社会，而全世界最大的那个消费者社会美国，却寻求制造业的回归，希望重新成为一个生产者社会。

中美两国似乎都处于彼此的“围城”之中，它们在内心里都非常羡慕对方现在的模样，背后折射出的则是两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战略选择。

我们先来看美国，它曾被视为消费者社会的终极样本：梅西百货永远灯火通明，而信用卡账单则早已成为美国人民的“生活标配”。

这背后是2024年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67.95%，居民储蓄率仅为16%。

美国梦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淘金者，但似乎在2025年按下了暂停键：今年一季度美国GDP萎缩0.3%，信用卡债务总额飙升至1.21万亿美元。在通胀与关税的叠加冲击下，“末日消费”与“不购物挑战”同时成为美国社会的热搜词。

这或许正是制造业空心化和过度消费主义的“具象化”。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制造业占比仍高达24%，但在随后的全球化浪潮中，低端产业外包、跨国企业的模式逐渐成型。

到2025年，美国制造业占比已萎缩至10.2%，供应链的脆弱性在疫情和贸易战中暴露无遗。

以汽车产业为例，美国本土工厂虽保留了部分组装线，但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中国、墨西哥的进口。在以“让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的关税政策落地后，沃尔沃集团北美公司开启大规模裁员，人数多达 550人至 800人。斯特兰蒂斯集团也宣布裁撤其五家美国工厂的 900 名员工。

与跨国巨头相比，更脆弱的是夹在供应链末端的美国中小企业。尤其是依赖进口零部件或海外原材料的小型制造商、家居、玩具与服饰企业，它们面临着“关税+库存+现金流”的三重困局。

美国物流公司Flexport首席执行官就表示，特朗普的关税会使80%的小型企业“倒闭”。

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策略，最终让普通消费者成为最大输家：美国税务基金会测算，这些关税使美国经济每年损失近20万个就业岗位和大约700亿美元的年产值。

关税政策落地后，TikTok上就有大量网友晒出他们的信用卡负债，不少人背负着上万甚至数万美元的“天价”信用卡债务。

《金融时报》曾报道，2024年前9个月，美国信用卡违约规模创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如今的美国老百姓陷入到两难境地：

不囤货，就要被不断上涨的物价压得喘不过气；

囤货，信用卡债务依旧是甩不掉的沉重包袱。

物价上涨与信用卡债务，正在掏空美国普通老百姓的钱包，让他们雪上加霜。

可见，消费主义并非经济增长的万能解药。如果将消费异化为负债买买买，而非制造业升级的催化剂，经济繁荣也很难持久。

中国的解题思路

历史从不重复，但总在押韵。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纯追求消费主义扩张会导致产业空心化。而中国过往40年的发展又告诉我们，传统生产型社会容易陷入“低端化”的魔咒。

也就是说，任何单极化的经济模式都难以持久。但"制造强国"与"消费驱动"的双重目标如同天平的两端，想要实现平衡，并不容易。

最近两年，“消费降级”成为中国社交媒体上的高频热词。当蜜雪冰城1元冰杯日销百万、拼多多白牌商品横扫下沉市场时，中国消费市场的深层矛盾也愈发凸显——14亿人并不是没有能力消费，而是“不敢消费”。

据博报堂生活综研调查，80%的中国消费者自认陷入消费降级，消费者对2024年消费意愿的评分平均为67.3分（满分100分），这一数据低于2019年疫情前的74分。

与此同时，2024年中国居民储蓄率高达34.8%，存款余额达到130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预防性储蓄如同一把锁，紧紧扣住了消费潜力。破解这道难题，既需精准诊断病灶，更需系统性开方。

消费升级的本质是需求的重新定义。十年前，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电饭煲的尴尬，暴露了供给侧的“能用”与消费者“想要用”之间的鸿沟。

比如，国产洗地机品牌“添可”以“懒人经济+智能交互”逆袭外资品牌，2024年市场占有率高达4成，其中高价格段产品市占率均接近七成，印证了需求驱动的力量。

其母公司深圳科沃斯科技并非新玩家——这家成立15年的企业，曾为戴森、松下等国际品牌代工核心部件，2021年才启动自主品牌战略，并一举撕掉了国产硬件低配的标签。

再比如泡泡玛特，其“盲盒+IP”模式将玩具升级为情感消费，2024年营收达130.38亿元，同比增长106.92%，证明了“情绪经济”的爆发力。

这种趋势就要求企业跳出“生产-销售”的线性逻辑，转而以需求倒逼创新。

与此同时，当一线城市的网红商品因物流成本高、渠道不畅难以触达小镇青年时，消费的“地理鸿沟”便成了增长桎梏。

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剑指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

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的赋能尤为关键。瑞信预测，到2025年中国网购规模将超2万亿美元，占零售总额的25%，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业态全球领先。另据艾瑞咨询测算，2023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达4.9万亿元，同比增速为35.2%。

这种“数字平权”效应，让贵州山村的老腊肉与上海陆家嘴的白领，能在同一场直播中完成价值交换，这是任何传统零售体系难以企及的效率革命。

而这背后离不开智能手机、5G网络的普及和以高速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为主的高效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支撑力。

一场未知的实验

当美国深陷过度消费的债务泥潭、日本在“低欲望社会”中徘徊时，中国消费者社会的未来或许要走出第三条道路。

这既非对西方模式的抄作业，也非对传统路径的守旧回归，而是一场将“超大市场”“科技赋能”与“制造根基”深度融合的独特实验。

中国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33万亿元，已经相当于美国市场的78.7%。

这种超大规模、拥有超大潜能的内需市场，在全球几乎找不到对标样本。

并且，中国还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的国家。我们所拥有的制造业强大根基可以让14亿国人的升级需求得到快速响应。

我想，消费者社会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每一个普通人的需求，都成为驱动创新的星辰大海。

而只有让制造之“筋”与消费之“骨”协同强健，才能在全球价值链的剧烈重构中，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激荡新三十年”。